《一蓑煙雨任平生》
加入時間：2024-11-27 09:14 訪問量：908 信息來源:
責任者：葉嘉瑩主編；陸有富注
索書號：I207.2/543
前人品評《蘇軾詞》，多從文學史角度入手，將其置于兩宋詞壇的語境之中，論其風格之婉約或豪放，或論述蘇門弟子之詞風流衍。我個人則將東坡詞上升到美學高度，認為蘇東坡之人格與詩文高度圓融，已然抵達中國士大夫的極致，并將其稱之為獨樹一幟的“人格美學”。
回溯整部中國文化史，我最欣賞此三人：先秦的莊子，魏晉的嵇康，宋代的蘇軾。皆因三人之文字與人格，已然成為令人心折的美學典范。三人之中，莊子超然物外，嵇康憤世嫉俗，唯有蘇軾，既有文人士大夫的憂世之心，又有曠觀豁達的出世精神。儒道兼采，文心合一。其文辭之美，皆源自其人格之美，故而我視其為秦漢以降中國士大夫古典美學的最高典范。
葉嘉瑩在序言中將蘇軾之人格特質(zhì)歸納為兩種：一種是如同東漢桓帝時受命為清詔使，登車攬轡，遂概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一樣，想要奮發(fā)有為，愿以天下為己任，雖遇艱危而不悔的用世之意志；另一種則是如同寫有《逍遙游》和《齊物論》中之“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傷”的“姑射神人”與“栩栩然”超然物化的“夢中蝴蝶”之寓言的莊子一樣的，不為外物之得失榮辱所累的超然曠觀的精神。
在我看來，前一種特質(zhì)乃是蘇軾人格形成之立足點，而后一種特質(zhì)才是將東坡與其他文人士大夫區(qū)分開來的美學精神。胸懷天下者有之，志于文、游于藝者亦有之，唯獨能將審美人格與哲理思辨相結合之人，則世間罕有。
葉嘉瑩曾將蘇軾與柳永相比較，指出：“柳氏乃是在用世之志意與浪漫之性格的沖突矛盾中，一生落拓，而最后終陷入于志意與感情兩俱落空之下場的悲劇人物；然而蘇軾則是一個把儒家用世之志意與道家曠觀之精神，做了極圓滿之融合，雖在困窮斥逐之中，也未嘗迷失彷徨，而終于完成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標與持守的成功的人物。”可見，融合儒家用世之志意與道家曠觀之精神，乃是蘇軾的脫俗過人之處。
葉嘉瑩又將蘇軾詞與晏殊、歐陽修相對照，提出：“早期之作如大晏及歐陽之小詞，雖然也蘊含有發(fā)自于其性情襟抱的一種深遠幽微之意境，但自外表看來，則其所寫者，卻仍只不過是些傷春怨別的情詞，與五代時《花間集》中的艷歌之詞，并沒有什么明顯的區(qū)分。一直到了蘇氏的出現(xiàn)，才開始用這種合樂而歌的詞的形式，來正式抒寫自己的懷抱志意，使詞之詩化達到了一種高峰的成就。這種成就是作者個人杰出之才識與當時之文學趨勢及社會背景相匯聚而后完成的一種極可貴的結合。如果說晏、歐詞中所流露的作者之性情襟抱，其詩化之趨勢原是無意的，那么在蘇軾詞中所表現(xiàn)的性情襟抱，則已經(jīng)是帶著一種有意的想要開拓創(chuàng)新的覺醒了。”無疑，“詞之詩化”正是蘇軾的特異之處，亦能充分展現(xiàn)其文學變革自覺意識。
在我眼中，蘇軾詞恰好介于歐詞與柳詞之間。蘇軾與歐陽修相比，兩人皆有堅守自持的士人精神，而蘇比歐多了一份疏放曠達；蘇軾與柳永相較，蘇欣賞柳的興象高遠，而舍棄其淫靡之氣。多一分平正，則蘇詞有歐味；添一絲感懷，則蘇詞有柳風。
伴隨著蘇軾的一次次貶官，其“詩化之詞“的境界節(jié)節(jié)攀向高峰。蘇軾詞帶給歷代讀者的審美震撼，即根源于對內(nèi)在人格兩種特質(zhì)的完美融匯，故而葉嘉瑩言：“而在此高峰中，有一點最可注意的成就，那就是蘇軾已經(jīng)能夠極自然地用小詞抒寫襟抱，把自己平生性格中所稟有的兩種不同的特質(zhì)——用世之志意與曠觀之襟懷，做了非常圓滿的結合融匯的表現(xiàn)。”關于兩種特質(zhì)的具體運用，葉氏解釋道：“用世之志意”與“曠觀之襟懷”原是蘇軾在天性中所稟賦的兩種主要特質(zhì)。前者為其欲有所作為時用以立身之正途，后者則為其不能有所作為時用以自慰之妙理。蘇軾之開始寫詞，既是在其用世之志意受到挫折以后，則其發(fā)展之趨勢之終必形成以曠觀為主之意境與風格，就原是一種必然之結果。
人生自古得意之時少，而失意之日多，不以曠觀之心視之，何以處世？身處逆境，既不降志辱身，亦不蕭索沉淪，以一己之人格美學光耀后世，這正是蘇軾詞留給我們最大的文化遺產(chǎn)。
（轉自豆瓣，作者：智術師）